这是来自译言网的一篇译文，小妞阅毕才知道，我们总以为中国的高等教育病入膏肓，而其实中外都一样。文中的教授说大学是一项“伟大的制度”，是“创新的基因”，如果任其衰败，会“给国家带来灭顶之灾”。高等教育制度正迫切需要一点变化，或者改革。

正像每个人都知道的，我已经辞去了在新墨西哥大学的职务。今年七月，我将去谷歌的剑桥办事处工作。

从我的朋友到我原来的系主任，都问过我为什么放弃这么好的终身教授的职位（一些人认为的既轻松又赚钱的职业），而去企业中辛苦地工作。

坦白地说，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一部分原因仅仅只是个人原因。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趋势在慢慢变大，在新墨西哥大学、新墨西哥，甚至是学术界和整个美国都是很普遍的。我并不认为这仅仅只是一个工作变动，我认为这起到了一个重要的警示作用：最近这些导致我对学术生活失去兴趣的因素也会或多或少对其它教授产生影响。我很担心，如果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教育职业变得生动有趣，那么作为世界创新强国的美国，也必将会因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改变世界的机会

最开始，我投身于科学是为了给世界做出积极的贡献。如今，这个目标依然在我心中，但是因为我以下列举的的一些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目标变得越来越难了。谷歌是一个强大的公司，而且它正用着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真实地影响着这个世界。然而在谷歌这样一个公司里做出影响世界的事情依然很困难，但在当前的环境里，这至少是一个比学术界更好的选择。

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平衡

关于这个的讨论已经有很多了，我不想在这里复述了。我只想说教授的生活是很劳累的，如果你想把工作做好，那么终身教授的职位将会使这个情况更糟。这是在学术界普遍存在的问题，新墨西哥大学也不例外。但是，截至到我离开的时候，新墨西哥大学依然没有为教学人员制定一个统一的的探亲假制度，更别提为保证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制定一个一贯的政策。

中央集权和教师自主权的减少

在新墨西哥大学的时候，我曾在4位校长、3位教务长和2位院长手下工作过。这里一贯的管理模式变革就是加强集中控制，集中资源，给教学部门和院系增加压力。很明显，这逐渐打击了教师的自主权，减少了对教师的扶持，增加了工作的不确定度。反过来，我（还有其它很多人）觉得这些打击破坏了学校的教学和科研任务。

经费

近十年同时发生的两场对外战争，在两代人的时间里，都是因为严重的经济衰退结束的，而这两场战争让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的的财政预算混乱不堪。更可怕的是，目前共和党主导的腐坏的政治气候和他们精心策划的国会瓦解，已经破坏了任何使财政预算计划清晰化、合理化的机会。面对这些压力，我们看到了至少已经7年的联邦科学项目经费的不变或减少，州立法机构对教育经费的削减也席卷了整个美国。同时，这些趋势压迫着大学，而最终这些压力都会转驾到学院教师的头上。院系的老师遭受着比以往更大的窘境，在这个获取经费更困难的时候，他们往往需要的也正是更多的研究经费。有的政策把教学任务和研究任务的目的简单地认为是追逐金钱，这深深的伤害了大学里的研究人员。最近，新墨西哥大学的工程学院里的一项政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政策把教学工作量当成一个惩罚，来刺激教授们追逐经费。（你没有听错，这项政策仅仅就根据获得了多少美元来衡量科研生产力。奇怪的是，科研生产力本身没有成为衡量的依据，更别说创造力了。）

短浅的目光

经济压力也已经转变成了知识压力。当人们觉得惊慌失措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保守和喜欢规避风险——我们会选择做有把握的事，而不是冒险的事。但问题是创造力总是伴随着冒险。创造的目的是发现新的东西——超越最高水平和发明或发现这个世界还没有的东西。既想探索未知的世界，又想有一个必然的结果，这本身就是矛盾的。

传统上，在美国，大学为这种探索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公司也都提供了经费支持（顺便说一下，对于工业生产或政府来说，购买先进的技术要远比自主研发便宜，而且还规避了风险）。这些的结合收获了惊人的利润，获得了比投资额多很多倍的利润。

然而现在，所有的这些机构，也包括科学家们自己，正在远离探索性研究开始转向那些没有风险的研究。大多数资源被转投到了那些在过去被证明有利可图的技术和研究人员身上，那些非主流的研究，即使是被同行认可的、被大学支持的或是得到了经费支持的，也越来越难有一些实质性的研究。而这个的结果就是很多科学领域的视野变得愈来愈狭窄，和对创造性探索的排斥。（我的同事Kiri Wagstaff，在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工作，在我们机器学习这个领域，曾经对于这个问题的某个方面，写过一篇非常优秀的分析文章。）

奖励机制欠缺

更进一步说，“非出版即消亡”和“不能获得经费就消亡”的压力打击了科学家们在其领域之外的探索动力。当在自己的领域不能出版成果或不能获得新的经费的时候，科学家们将不会愿意去做一些探索性的或跨学科的研究（更不用说帮助学生获得学位）。但是很多对社会很有用的研究，并不需要在所有的参与领域都设立一个课题，所以这使很多研究人员不愿意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从我的自身经历举一个例子：如果你拯救了婴儿的生命，但却等不到相应的称赞，那么这个奖励机制绝对不合理。

“流水线式”的教育

媒体报到的斯坦福100000人以上的计算机课程，MIT的开放式课程以及其它一些大规模的远程教育，带给人们了很多惊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模式的教育确实有很大的意义——它给我们差不多1000的教育带来了一次深层次的革命性变化。这是教育自主化的一种体现——给全世界来自不同经济和社会背景的人带来了接受世界级教育的机会。有多少人能变成Ramanujan们，但愿我们能给更多的人带去高质量的教育。

但是我必须就这种大规模远程教育的流行提三点警示。

第一，大规模生产用在工业制造上已经两个多世纪了，我担心用在教育上会产生和用在工业上一样的后果：管理者和统治者，都希望尽可能地省钱，所以他们也许会尽可能扩大远程教育的规模而减少这种传统的面对面教学。试想一下有一天，整个美国就只有一位计算机老师通过电脑给全美国的学生上课，这是个什么样的情景？

第二，就像在工业界和社会上，我怀疑“成功者会更成功”会扰乱学术界。当距离和学费不是问题的时候，每个人都会选择斯坦福或MIT而不是新墨西哥大学。我们什么时候看到AT&T，微软或谷歌只关心学术了？我们什么时候看到过1%的大学和教授拥有99%的学生和资源了？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不管是对于学生，还是对于老师，远程教育的趋势让学术经验的价值被忽视了。在学习的最基础的阶段，教育应该是人和人之间的——不管多长或多短，这应该是导师和学生之间的直接联系。不管是亲自在课堂上回答问题、在工作时间花20分钟解决一个棘手的问题，还是花数年的时间拿到博士学位，这种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对双方都是很重要的。这种面对面的交流要远比仅仅通过工具交流更能产生深刻的共鸣——我们能学会如何在社会中相处，自己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会更加谨慎的思考，更加专业，思想也会更加成熟。我非常担心这种对教育民主化的追求会破环人与人之间正常的联系，以及把这1000年教育制度里好的一面给丢失掉了。

薪水

学术界人的薪水往往都比他们工业界的同行要少，而且这种情况相当普遍（特别是在一些备受追捧的领域，例如科技，工程和数学【干细胞领域】，还有一些医学、法律等其它领域）。通常情况下，为了弥补薪水这个问题，大学会以浩瀚的知识、自由的作息时间和指导新一代学生的乐趣来吸引老师。但是我以上提到的所有的趋势已经使这种情况变化了，现在老师们除了过低的薪水之外，根本体会不到其它任何吸引他们的地方。就像当我宣布离开大学的时候，我的一个同事说的：“我们还呆在这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觉得这个工作还挺酷的，如果这个工作不再吸引我，也许我也会选择去其它地方赚更多的钱。”

反教育及对学术的抨击

目前在这个国家有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现象，那就是对学术，特别是自由思想和理智主义的抨击。自由思想的人被描绘成危险分子和阴谋论者。大学被指责为一个无用的地方，认为终身教授都迂腐不堪（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的苏格拉底被毒死之前，也被指责他的人们下过相似的定义）。政治家抨击科学是为了获得宗教人士和企业的支持。其实这些思想一直盘绕在美国人民的思想里面，但是在最近这些年，这种现象已经上升到了侵蚀美国国家精神的高度。或许这些宣传反教育的人已经忘记了，正是通过在19世纪推行全民教育，才使美国脱离了社会经济极度不平衡的状态。也正是因为教育，是我们在许多领域引领世界——艺术，音乐，文学，政治哲学，建筑学，工程学，科学，数学，医学等。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依靠的是创新，最强大的军队靠的是良好的教育系统下出来的工程和技术的成果。美国的治国之本——宪法——是早期由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政治家制定的，他们坚定地相信，只有思想开明和受过良好教育的选民才能造就一个自由和更加公平的社会。

坦白的说，这些人令人厌恶，他们才是国家的危险分子。如果这些怀恨者，政治投机分子真的采取了一些可怕的行动，他们必将会毁掉人类历史上一项伟大的制度（教育），会斩断创新的基因，给国家带来灭顶之灾。这时，我敢保证其它国家一定会很高兴得取代这个曾经称之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家。

当然，导致我做这个决定的还有很多其它原因。生活中的变化是很难在一个很短的文章中全部体现出来的，但是我们总是可以挑一些重点说说。

我也不是说永远不再回到学术界。我会去工业界工作一段时间，但也学在未来我依然会回到学术界。在大学的工作依然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在这段过渡时期，我会用另一种方式为社会做贡献，用另一种方式帮助教育国家的未来，用另一种方式改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