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商下乡一直是中国电商发展的最大难点，其发展除了受物流以及农村用户的触网程度等客观现实问题约制之外，还要受到部分隐性问题的影响，如政府在电商下乡中的角色定位。

此前，有媒体报导汝州某地政府强迫当地学校老师网购，且规定任务指标。消息传出，舆论一片哗然，其中多数评论认为当地政府以行政命令推进电商化进程有悖市场规律，但铁哥却有点同情当地政府，消息传出后当地政府对外解释为当地学校误解的政府的用意，政府只是建议老师支持本地农村电商事业，并未有强迫意思，诚然，对于已经习惯了行政手段来推进某项业务开展的地方基层政府，一时是很难在电商这一市场化较重的行业里调整自身定位的。

电商下乡政府是保姆非家长

传统商业项目下乡，政府往往乐于也适合扮演家长角色，从土地征用到工商关系协调，政府多以大家长身份出现。而电商下乡则不同，项目的执行参与者由传统商业的企业变为一个个农户，商业行为发生也由传统单一线下企变为线上线下一体化。

商业秩序已变，商业的参与者已变，政府如果再以行政手段强力推行某业务，往往会适得其反。

铁哥以为在电商下乡进程中，政府的角色应该是由家长变为保姆。家电下乡农户需要触网，其网络宽带铺设、村村通道路的建设以及维护、电商运营人员的素质以及职业培养以及相关工商执照的一站式解决。政府应该在尊重电商行业发展客观规律的前提下，积极主动提供资源和行政支持，但尤其注意，政府只是服务者，行业的主力参与者应该是真正的电商运营者。

政府是家长，则整个业务的发展方向完全取决政府，这是适合传统商业下乡的，毕竟家长作为主角是可提高项目进展效率的。而蚂蚁雄兵式的电商格局之下，其行为主体是不可能再是政府，各基层政府只有积极调整身份，才可最大程度提高整个中国的电商下乡程度。

调整政府的KPI考核标准

此次河南汝州事件暴露出一个潜在问题，即当地政府依然停留在唯数字论的KPI考核阶段。当地政府对电商下乡业务的考核依然粗暴地停留在成交量等数字层面，因此为赶超KPI政府才会发文令学校老师支持当地电商事业。

铁哥以为在电商下乡刚刚开始的现阶段，政府不应该将电商营业额作为考核的唯一标准，而是应该引入电商生态满意考核标准，即以各地农村电商生态建设程度为主要考核标准。如硬件建设、网络普及程度、从业人员构成、相关制造产业比重等等，以此来促进农村电商化的真正繁荣发展。

唯营业额的KPI考核论。只是将单一网店或者农村电商站点作为普通商业机构对待，却忽略了其背后的商业生态的建设，对于农村电商的发展损伤极大。希望各级政府能够以此次汝州事件为警钟，切实改变执政和考核思路。

农村电商发展生态的两大大指标

由前文不难看出，铁哥是十分看重农村电商的生态建设的，而其生态的成熟则取决于以下三个指标：

其一，农村的电商销售为先

目前虽然多个电商企业均有电商下乡的具体措施，但其实由于各自平台的属性不同其对农村电商的定位又有不同：如京东主要将农村定为产品销售平台，其京东站点其目标也是最大可能获得农村网购用户，而阿里则是将农村打造为购销一体化的综合市场。

以铁哥看来，让农村用户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固然是好事，但如果能让农户通过电商将自有的特产以及制造业产品走出去，提高收益则是功德无量，在收入提高前提下，农村网购人数才有可能出现质的的飞跃。

因此，各地政府在面对电商下乡时，应该是将各地产品走出去定为首要工作，此次汝州政府所推动的产品极为当地特产，因此汝州政府可以称得上是好心办坏了事。

其二，电商从业人员培养

接触了外界的新鲜事物的打工或求学的年轻人，是农村电商运营最早的种子。其后随着业务发展，基本形成了以当地年轻人为运营，中老年人为电商周边的电商人员分布状态。但随着电商业务的发展，不少地方的电商人才已经出现枯竭，而不少农村地区地处偏远，很难吸引到优秀人才前来。

电商企业也大多意识到此种问题，农村淘宝的合伙人制度也旨在以合伙人制度去降低普通农户的电商操作门槛，但各地政府应该积极努力去做电商人才的培养工作，如以电商企业联办培训活动，将电商的参与者扩大到中年人，以政策优惠手段吸引外来人才参与农村电商建设。

此次汝州事件铁哥以为对如火如荼的电商下乡工作并未有太大影响，相反如果各级政府可以以此为戒，调整工作思路对于未来的农村电商化未必不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