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天鹏/钛媒编辑】新技术有没有可能穿透社会结构的屏障？这个一直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关心的课题。因为做社会学研究，她比较关注社会当中的普通人怎么样来生活，怎么样来面对这些新技术、新媒体，新技术是不是促成社会转型的决定性力量。

在上周的“2014腾讯网夏季思享会”的讨论会上，郭于华称一直以来比较关注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所以，前两年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如何使用信息技术？他们当时曾经抱着很大的希望，认为新技术可能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融入社会。

“按照常识，一个新的技术出来，如果大家是在同一个社会时空中生存，相对拥有这样一个硬件条件或者数据终端，按道理来说可以平等地获取信息、资源、各种各样的机会。从理论上说，非常有利于消除城乡之间的社会鸿沟、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公正。”她说。

但是，研究却发现没有想象中得那么简单。非常明显地发现在新形技术的使用中，城乡之间显现出非常明显的马太效应。所谓马太效应就体现在强势者、权势者、强者可以更好、更有利地利用这些新技术，同时他们也会对其他人的使用加以控制。

事实证明，信息技术的改变，只是在一定程度或者相当程度上拉平了——比如少数人和彻底掌控信息的垄断者的一种鸿沟。最起码从现在看来，新技术仍未能穿透社会结构的屏障，还看不到明显的趋势。这一点，还要在未来的研究中继续观察。

不过，郭玉华还是认可了信息技术为农民工带来的一些改变，大概从三个方面观察农民工使用信息技术，新媒体、自媒体：

一个是他们日常使用。信息技术确实给他们的生活、交往，特别是给他们就业求职带来了很多的便利，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作用非常的大。

大家知道我国超过2.6亿的农民工，他们等于流散在全国各地，这些人的公共生活缺失，是靠信息勾连起孤独的个体。

他们通过手机、移动互联网，获得了比如娱乐、消费，甚至精神的寄托、心理的抚慰等，这个作用是很大的。

同样大家也知道，这些人背井离乡，你可以看到农民工的家庭，他们的父母子女，夫妻、兄弟姐妹是分散的，一年见不上一面的。

所以，流散的家庭是靠通信来维系这样的家庭和亲属关系，更不用说在他们求职，经营自己的小买卖在这种工作机会方面，信息技术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知道对他们生活有很大的改变。

第二方面从一种表达的角度看。大家知道这样的社会底层群体他们平时是没什么表达的渠道，特别在原来的状态下，基本上他们的声音是不会被听到的，但是有了新媒体技术以后他们不仅拓展了视野、转变了意识，而且有了表达的渠道，而且我们把这个视作一种主体性的表达。

第三个方面当然就更重要了，我们从信息技术和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行动和他们组织化的集体行动这样一个角度里看，你会发现这个信息技术的功能真是非常的了不起，比如他们可以即时的调用各种所需要的信息、知识，比如法律方面的知识，各种经验，比如他们的工友，他们同行业罢工的情况。

他们也可以利用信息技术，比如没有组织者，因为为了安全，没有罢工的领头人，但是用QQ群就把这个罢工组织了，同时他们通过信息技术获取外界的声援和帮助。很多农民工说如果没有自媒体技术，如果没有外界的关注，如果不事先把记者叫来，我们被打的头破血流都没人知道，在摄像机面前就没人敢把他们做的头破血流。

但是，我们不可因此过度的夸大信息技术的作用，因为线上跟线下一定要结合起来才会有作用。这种新的虚拟的团结，农民工在网上虚拟的团结一定要跟他们已有的传统的人际网络、社会关系，并且跟他们的工厂政体有直接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