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转基因技术之前，中国人从未对某种科技产生全民层面的观点对立和激烈交锋。尽管大部分中国人对科学技术的兴趣远远不及他们对明星绯闻、娱乐八卦的热心，但对科学技术、及其对自己生活的改变始终保持张开双臂拥抱的姿态，对科学家充满了崇敬。但这一次局面大不相同。

在新近形成的“反转派”和“挺转牌”两个阵营中，分别聚集了原来政治立场不同，在网上吵翻天的专家学者、公众人物甚至普通网民。而大部分普通民众则出于对于自身健康的天然关注和未知事物的天然恐惧有所保留的站在“反转派”一边。

转基因实验

30年前，这一幕在美国也同样上演过。

“莱斯利·格里克靠制造生物谋生。通过小心的混合试管里的溶液，他改变了某些普通细菌的基因，创造出可用于特殊任务的能力更强的种类，比如能制造胰岛素或者把垃圾转变为燃料。”1980年6月29日的《纽约时报》用一篇近5000字的长文追溯了过去的几年围绕着基因重组也就是转基因技术所经历的博弈，以及目前基因重组技术在美国迅速商业化的进展。在这段开场白中，作者用“制造生物”做噱头吸引人们的眼球。

1953年，英国科学家沃森和克里克发现了DNA，这是现代生物学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足以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相提并论。从此，生物学进入了分子生物学的时代。科学家们发现，生物的基本信息是通过DNA也就是基因传递的。基因通过复制把遗传信息传递给下一代，使后代出现与亲代相似的性状。也通过突变改变这自身的特性，储存着生命孕育、生长、凋亡过程的全部信息，通过复制、转录、表达，完成生命繁衍、细胞分裂和蛋白质合成等重要生理过程。生物体的生、长、病、老、死等一切生命现象都与基因有关。它也是决定生命健康的内在因素。

如果科学家对DNA进行改变，就可以重新控制生物体的遗传性状并制造出新的生物。到了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实现了基因的编辑重组，甚至可以让来自于不同物种的基因片段进行传递，这就是转基因技术。这项技术可以将基因从一个生物体引入另一个生物体内，从而改变生物的生命特性。

“这就是被称为重组DNA的近乎神秘的技术。有了这项技术，基因就能被剪开并以新的形式重新组装起来。基因改变可以制造新药，清除垃圾或者改变农作物的特性。”《纽约时报》的报道用最通俗的语言解释了转基因技术的原理。

当科学家们在实验室中埋头苦干，在基因重组技术方面不断推进同时，民众和公众舆论中对于转基因生物危害的担忧也开始扩散。科学家们自己也对转基因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产生了担忧。1973年，一些学者呼吁美国国家科学院调查这项新技术的危险性，随即美国国家科学院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召集了一组当时最为杰出的分子生物学家研讨该问题。1974年7月，委员会在著名分子生物学家伯格的带领下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伯格来信”，建议全世界的分子生物学家自愿地暂停重组DNA研究，并召开国际会议讨论这项技术的安全性和控制其潜在风险的规则。

1976年6月，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公布了重组DNA研究规则。规则将生物研究中的动物分为几个等级，等级越高，限制越大；按照不同等级要求对这类重组DNA实验的设计、流程、实验室结构和实验用生物材料进行不同等级的防护措施，以减少其扩散的可能性。由于规则过于严苛，让科学家们在事实上已经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研究，大多数实验室停止了对基因重组技术的研究。之前已经跃跃欲试的不少大公司由于对这项研究前途未卜，也停止了投入和赞助。

转基因技术存废争论

令科学家们未曾料到的是，他们对基因重组的谨慎和负责任的态度被舆论和公众曲解为这项研究具有重大的隐患，一时间反对基因重组研究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众多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也把基因重组可能带来的可怕结果作为创作题材。恐慌开始蔓延，人们担心基因重组研究会创造出难以人类难以控制的怪物。与此同时，阴谋论也开始甚嚣尘上，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一些科学家被邪恶势力收买要达到不可告人的恐怖目的。政客们也从中看到了争取选票的好机会，纷纷将自己打扮成反对转基因的斗士，为转基因研究设置重重障碍。

“事实上经过两年对重组DNA研究的禁止——这期间对其危害性进行了研究，国家卫生研究院于1978年发布了关于DNA的严格准则。然而，逐渐的，随着试验工作的积累，并没有什么致命的菌株从哪家实验室意外逃脱，这导致这家机构大大放松了他们的准则。研究人员发现他们的研究并没有带来什么意外。”《纽约时报》的长篇报道没有用太多篇幅回顾过去的几年围绕基因重组技术研究存废问题上的激烈交锋。事实上，除了用事实教育大众，科学家们也都不再沉默，而是勇敢的站出来，在大众媒体发表文章，在会议上发表演讲，让大众理性的认识基因重组技术危害的可控性，以及可能对医学、农业、环境保护带来的巨大改变。

经过科学界的不懈努力，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终于在1978年年底出台了新的管理条例，取消过于严苛研究限制，结束了转基因研究长达5年的原地踏步。一直处于漩涡中心的科学家伯格用一段充满哲理又意味深长的话总结了这段历史：“我们最终赢得了公众的信任，源于那些正在参与这项工作也最有理由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可以对风险置之不理的科学家们唤起了对这些实验潜在风险的注意；尽管面临前所未有的情形，科学家们自愿呼吁暂停了与他们自身关系紧密的实验本身并自愿承担责任，对这些风险进行了评估和处理，这些是值得赞赏的、富有道德感行为。”

最终科学战胜了恐惧。1980年联邦最高法院以5:4的结果裁定，由通用电气的一位科学家利用基因重组技术发明的一种可降解原油的微生物可以获取专利。这项决定为当时还处于探索阶段的生物转基因技术的产业化扫清了道路。在此之后，转基因技术在医学和农业上的应用突飞猛进，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的农作物开始大规模种植。公众对于转基因技术的认识也不断提高，在2012年美国加州公众通过投票否决了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的提案。如今，在美国虽然反对转基因技术的声音虽然一直存在，但基本上已经从主流人群和主流媒体中退出，作为一个言论自由国度观点多样性的标本而存在。从著名主持人崔永元专赴美国拍摄的长记录片的采访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那些被当做专家采访的人的边缘状态。对于美国科学界来说，转基因技术的存废讨论已经是翻过去的一页。

在中国，来自宗教信仰对于民众在转基因问题上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人们的担心来自于对科学的漠不关心和对生命健康的高度关注。中国的科学界没有参与公众话题讨论的传统，科学家们不愿意因此引火烧身。但在媒体话语权普遍被缺乏科学素养的人文知识分子把持的背景下，科学界的缺席必然导致舆论的一边倒。

对于中国来说转基因研究如果不能从舆论环境上来一次反转，必将影响中国在转基因研究上的进度，丧失在这个领域潜藏的机会。

【本文作者刘戈，系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评论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liugecctv@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