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读者都或多或少地知道“六度分隔”甚至“弱连接”，但是对“三度影响力”和“强连接”颇感陌生。我在给学生上网络科学导论课时经常会介绍一些本书中的的例子，如快乐和肥胖的传播等。在我讲到快乐和微笑的传染时，学生们会伴着微笑的视频而微笑，这种微笑包含了他们对快乐可以传染这一观点的认同。

但在我讲到肥胖症也会传染时，学生们虽然也会发出笑声，但笑声中总是包含些许怀疑和不可思议，因为他们无法想象三度影响力竟然能够在目前的社会网络中发挥如此巨大的力量。

正因如此，我非常期待本书中文版的面世，并且会推荐给学习网络科学的学子。事实上，所有希望了解社会网络如何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人类行为的读者，即使并不完全赞同作者的观点，也都能够从书中受益。

相信本书可以激发读者更深刻的思考，抑或是更深入的质疑，这些思维的火花或许会成为社会网络研究中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

四十年前，米尔格拉姆关于“六度分隔”的小世界实验，以及格兰诺维特关于“弱连接的力量”的研究，只涉及对几百个人的抽样调查。近年来，随着社交网络的迅猛发展，

我们能够获得的数据规模越来越大，可以在以百万甚至是以亿计节点的量级上来研究社会网络。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2011 年年底，facebook 和米兰大学合作，针对7 亿多facebook 用户之间的好友关系网络所做的研究。研究发现，两个用户之间的平均距离仅为4.74 度。

而且，从近年的演化趋势看，随着网络规模的不断增大和连接的不断增多，平均距离呈现减小趋势，正可谓“网络因大而小”。“更大的网络，更小的世界”对人类意味着什么？按照作者的三度影响力观点，我们的很多行为可以影响到朋友的朋友的朋友，那就意味着如果有一天，facebook 这样的社会网络的平均距离接近3 度的话，个体的行为就有可能影响整个网络了！

大数据有助于分析大连接。本书第6 章以奥巴马2008 年的总统大选为例，阐明了社会连接关系是解开投票谜团的关键：当你决定投票时，也增加了你的朋友、家人和同事投票的可能性。2012 年，奥巴马在竞选中再次充分利用社会网络，并把投票动员作为一个重要策略。如何进行有效的投票动员？如何验证某种动员策略的有效性？ 2012 年9 月，罗伯特·邦德（Robert M. Bond）等人在《自然》杂志上专文报道了2010 年美国国会选举期间，推送给6 100 万facebook 用户的政治动员信息的随机对照实验的结果。

结果表明，该信息会直接影响数百万人的现实投票行为：如果你从facebook 上得知你的一些朋友已经投票的话，那么你也更有可能去投票。而且，该信息不仅影响接收信息的用户，还会影响用户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即投票的影响符合“三度影响力”。社会传递对现实投票的影响比信息本身产生的直接影响更大，而且几乎所有传递都是发生在具有强连接关系的亲密朋友之间的，这表明强连接对于社会网络中行为传播的重要性，即人与人之间的强连接会引发行为。

大连接促进大合作，大合作迎接大挑战。本书第7 章阐述了“连接关系，自古有之”，以及“连接带来合作的进化”。2012 年1 月26 日的《自然》杂志封面文章说明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确实可能存在一些共性的社会网络特征。文章研究了坦桑尼亚北部的Hadza 布须曼人，他们仍以狩猎采集为生，与现代社会几乎完全隔绝。但他们的社会网络仍具有一些与现代社会网络相同的结构特征，包括同类相聚和群体合作等。随着人类社会的日益网络化，科学研究的网络化趋势也愈加明显。

2012 年10 月，亚当斯在《自然》杂志上以《大合作：研究网络的兴起》为题，阐述了科学研究的网络化趋势及其挑战。2004 年出现了作者人数大于1 000 的科研文章，2008年则出现了作者人数大于3 000 的文章。跨国家、跨地区的合作也不断增加。

● 一方面，许多复杂的科技难题需要科研人员的协同攻关；

● 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充分保护科研人员个体的自由探索与创新思维。

如何在这两者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是我们面临的又一个挑战。正如文章所说的：“协同大挑战很抓眼球，但每次每个学科最多只有三人可以获奖的诺贝尔奖同样魅力无穷！”。

大连接、大数据、大合作一方面告诉我们需要更多地依赖群体智慧与力量，另一方面也表明个体作用可以通过网络放大进而影响到更多的人。本书作者在中文版序中曾引用圣雄甘地的话：“如果要改变世界，先要改变自己。”确实，我们期望一个什么样的网络社会，我们就要努力让自己先成为那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