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老先生是高铁的激进反对者，他认为中国的人口密度没有日本大，旅客的收入水平没有日本高，凭什么学日本建高铁？建高铁属于过分投资、消费不足、能力闲置、浪费严重。后来有一回老先生想从济南坐高铁回北京，看到售票厅所有的窗口和自动售票机统统排长队，等他排了半个小时买到票，火车已经开走了。老先生很生气，说：高铁买票如此之难，铁路部门不知改进，叫人极为失望。

据说茅老先生因为说真话很受拥戴，但还是有人忍不住质疑：您一会说高铁能力闲置，根本不该建设；一会说高铁车票难买，应该解决需求，到底是要闹哪样？其实这就是袖手旁观和切身感受的区别，同一件事情，作为旁观者和作为参与者的态度经常迥然不同。我们别天真地指望真理越辩越明，如果对泳池水温有分歧，游泳的人和散步的人辩论三天三夜也解决不了问题，真想寻求共识，除非散步的人也跳进游泳池。

当前中国的电信业开始加快向民营资本开放，对这件事我最大的乐观，就是当原来的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后，围绕中国电信业发展的两极评判终于有可能缩小分歧。

十八大之后，国有资本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放开竞争性业务，“国退民进”的民间说法中，“国退”未必准确，“民进”确是实情。在电信行业，政府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一步进入。移动通信转售业务率先破冰，虚拟运营商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宽带接入网业务向民资开放，民营企业将获准从事电信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以发展混合所有制为导向，民营资本也将从资本层面更多进入电信业……

该如何看待非公经济进入电信业？有人视之为产业颠覆者，有人视之为利益分享者，而我更愿意将之视为生存体验者。电信业过去是被篱笆封闭的后花园，现在慢慢拆除樊篱，新进者将切身感受那里究竟是姹紫嫣红还是荒草凄凄，是温室栽培还是野蛮生长。

对中国电信业发展的评判早已陷入一个死结，电信业自认为在国企中破除垄断最坚决、市场化程度最高，但社会上没有一天改变过对其“垄断暴利”的固有评价。电信人士说：CPI上涨只有电信资费下降，别人说：你垄断；电信人士说：我们背负的考核指标越来越沉重，别人说：你垄断；电信人士说：为了促销我们一年四季上街摆摊，别人说：你垄断；电信人士说：我们广大员工收入低很苦逼，别人说：你垄断……这样争论下去，你相信谁能说服谁吗？

有电信员工反击：“整天骂电信业垄断，要不你们过来享受垄断的舒服日子，跟我们一起背业务指标？”人家也没含糊，任志强就说：“中国的4G牌照如果发给马云、马化腾或者曹国伟，可能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就垮了。”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旁观者优越心理。如果4G牌照发给民企，他们会不会在上千亿建成的3G网络还没听见回响，又砸下上千亿去建4G 网；会不会放着低成本的FDD-LTE网络方案不采用，服从国家利益去建设高成本的TD-LTE网络；会不会在八辈子都收不回成本的深山老林、海上孤岛建设移动基站；会不会在手机渗透率超过百分之百的城市还要每年完成移动业务高速增长……都是一个问题。但至少旁观者永远有嘲笑参与者的资本，反正自己又不会真的去干。

但电信业向非公经济的开放，给了大家一个投身其中的机会。当一大批企业从电信业的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后，他们会感受到这个行业的庞大、繁荣与兴盛 ，也会感受到这个行业的压力、沉重与艰辛，更多的人将不会粗鲁地以“垄断”两个字概括这个行业的一切。就像茅于轼老先生坐高铁排过长队后，才会明白原来高铁在中国市场并非没有需求；同样当众多民营资本进入电信业后，他们也会发现这个行业并不是像大家痛骂的那样养尊处优和坐享暴利。

政府向民营资本逐步开放电信业，目的是激发经济活力，但其产生的另一个可期待的效果，就是使整个社会通过参与竞争更公允地看待这一行业，这对长期背负“垄断暴利”骂名的电信行业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幸事。（本文作者：《IT时报》记者 赖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