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与王石的共同追忆:30年创业史

摘要: 联想控股是母公司,有一个愿景,但是这个愿景在更远处,五年前就定好了,现在定的是2015年整体上市,如果能够整体上市,平稳,后两年很平稳,柳传志的职业生涯就面临一个很好的句号,不会再跟王石玩儿了,所以这就很重要。不会像王石那样开辟新生活,没有那个本事。

柳传志和王石

我们曾经看过太多大佬的对话。

有的精彩,有的收敛,有的激烈,有的平淡,但讲的内容,大多都超脱于自己的公司之外,去讲述一些看似已司空见惯的道理。

或许,有的内容是因为自己的事不愿谈,或不能谈,但在更多时候,还是因为当企业家到达一个层面之后,所较量的,已经从术回归于道。

对创业者而言,道理往往并不重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只要能活下来的路,就是最好的路。但当企业成长壮大,甚至几经起落之后,企业家必须静下心来思考:我应该向何处去。

这是一个虚无缥缈的追问,往往只能从人类尚未征服的多维时空乃至玄学中,寻找自己的信仰归依。

只有从这个点出发,我们才能理解,在一场追忆30年时光的领袖对话中,为何王石直接以死亡的思考开题,柳传志则以一碗解饥的红烧肉,作为揭开他尘封记忆的引子。

在过去30年,中国涌现的无数企业家中,柳传志和王石,无疑都跻身在最著名、最具标志性的那一个序列。

1984年,柳传志与王石分别开启创业,时隔30年之后,他们都已把自己的企业带到了巅峰。

2014年4月20日,在广西荔园山庄,柳传志与王石坐到一起,追忆共同的30年创业历史,那些一路行来的辗转心路难忘的心路历程时,最难忘的,仍是那些不忘的初心。

下面是柳传志与王石当天在2014中国绿公司年会上的发言摘编:

 

传道下一代:莫忘初心

柳传志:我常说一句话,爱工作的人吃红绕肉跟不爱工作的人吃红烧肉滋味不一样。我特别希望后边的年轻人知道挨饿是什么滋味。好像年轻人觉得一切都是天生的,原来工作就是。我真的就是怕这个。上次看冯小刚拍的《1942》那个电影以后,我坐在电影院里半天起不来,但是我儿子他们都不愿意看,不是不想看,不愿意看苦,但那种苦即使我不爱看苦的事,但是我还是特别爱看那样的电影,特别想把当时那种情况,虽然1942我没有出生,但是1944年我父亲在上海和我母亲抱着我回镇江老家,在火车站要给日本兵鞠躬,那种尴尬和心理状况,我记得很详细。

最近在参考消息上,看到刘亚洲将军写的甲午的分析,讲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怎么败下来,我觉得说的非常深刻,后来我在我们公司内网上写,如果中国50%爱看刘亚洲的文章,中国人还有希望,中国人还有血性,这话可能又引起85、90后的年轻孩子不高兴,说柳爷爷说什么,我们根本听不懂,完全可能,我就是被挨骂还是想这么说,因为中国经济,不管再怎么富裕,如果真是人心散乱,没有信仰、没有追求,中国在世界上立不住脚。

 

只有直面死亡,人生才完整

王石:作为一个企业家,我是1983年到的深圳,在创业的开始,应该只是觉得当时不会考虑死亡,更考虑如何改变自己生活方式,再去努力。经过努力,十几年之后,99年我辞去了总经理职务,开始登山。很多人很纳闷,作为一个企业家,为什么不务正业去登山,实际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想说的是正因为登山使我能面对死亡,这是我登上最大的收获。实际上人生就是一个过程,从生命到死亡,如果没有死亡不可能有生命,如何面对死亡,态度截然不同。正因为登山,进山之后,甚至都不知道明天一早,还能不能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样的经历,使你必须考虑原来回避的问题,如何面对死亡。

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使我知道了死亡,珍惜了生命,虽然说生命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从出生到入死的过程,当然怎么在乎在人生的每一个时刻,今天特殊时期,把我和柳传志请到这里来讲,显然和时间有关系,30年前的今天,我和老柳成功地创立了我们的公司,成功地走到了今天。

从中国传统来讲,很多人信佛教,佛教创始人释伽牟尼说,为什么出家悟道,感觉生老病死、人生无常,所以才开悟。对于佛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慈悲和爱是很主要的一个部分,但是看到人的无常、死亡,看到人们必须死而出家,这一点逻辑,我是有自己的感觉,既然人生是一个过程,应该接受你的年老,接受你年老的时候所处的一种状态,就是人生才是完美的,我们不能回避。所以在30周年的公司来讲,人生寿命的来讲,会更长,甚至可以上百年,不管怎么说,生命有限,一定不断地新陈代谢,好在一个企业成长不是靠某一个人,靠一代一代的人

我记得很清楚,在十年前,联想在创始人还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就把CEO的大旗交出去了,30年我们还活跃在舞台上,舞台不同了,因为公司主要创建人在下一代人的身上,我们在社会中间为年轻人创造更好的未来,所以在时间上,我们应该正视时间,所以生命,美好的生命,不仅仅要面对出生的幼稚、成长当中的勇气,中间的成熟,同时要面对,你到年老的时候,面对的死亡,面对身体的衰退。只有这样面对,人生才是一个完整、辉煌的人生。

 

创业80%是因为窝囊

柳传志:我创业的时候40岁,跟我一起创业的同事比我大五六岁,所以不是小伙伴,是老伙伴。陈景润就在我们一个楼里,他是数学所,我是计算所,计算所和数学所有什么不同呢,数学所是基础科学,就是他出的东西,当时给写的报告文学说,歌德巴赫猜想有什么用,最后说无价之宝,值多少钱?无价。做技术研究干什么,做完了东西,搁在一边,也不能复制,也不能生产,再做,然后又评奖,写论文,说明怎么好,跟国际水平差多远,然后中国什么什么第一,然后又评奖,再搁着,就是老干这个活。

人家当时有一句话说,做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我们算是做原子弹这种类型的事了,实际上真的给社会做了什么,很少有人这么想,我的同伴没有这么想过,其实我老婆也反对我这么想。我真的这么想。到底我做这个事干什么,我就是觉得憋的荒。我出来主要动机,有改善生活占20%,80%想知道,到底能够做点什么,我就是觉得在前40年前,前40年日子过得窝囊,憋得荒,好像没有做到对社会有点帮助的事,看看自己到底有什么本事,到底人生价值是什么。

 

当年去深圳创业,就像抗战时期去延安

王石:我1983年到深圳,创业当时在国营公司一个部门来做饲料生意,顺其自然到了1984年之后,创办了万科,在1984年来讲,觉得已经是顺其自然的事情,因为我对我的经历来讲,更多的还是创建万科之前,1983年做饲料生意,现在回忆来讲,还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但是回答为什么说当时考虑下海?当时显然还是受香港影响。

因为1982年、1980年,我是1977年大学毕业之后分到广州,在广州铁路局做工程,其实工程就是在深圳,当时是边陲小镇,可以看到香港电视,火车上可以看到归国的香港同胞,带着几大件,很明显感觉到生活差距非常大,向往不向往?向往,我们的公司施工,每天早上起来都会少一个人、两个人,偷渡过去了。我虽然很羡慕,我没有想到要偷渡的想法,当然主要是不会讲广东话,偷渡过去怎么生存。

回到广州之后,直到深圳成为一个特区,向香港靠近,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因为这样一个反差比较,毅然决定南下到深圳去,建立特区之后,我先去看看什么样,深圳特区烟尘滚滚,大的施工机械,人的状态,让人看到很兴奋,怀着当年抗日战争时期去延安解放区,去延安那种心情,直奔深圳,让我回想起来,现在想还是很激动。

 

我不会学褚时健,我要明着争

柳传志:90年代初的时候,新来的年轻同事给我出过这个主意,说柳总咱们这么着,四通是高消费,咱们可以这样,在边上另外办一间公司,这个公司也卖电脑,把好生意大单往那儿转,等到那儿差不太多,往那儿一过,我们先过去,到时候把你接过去。

在当时,由于没有公司法,公司又不是上市公司,我们也不懂,也不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当然肯定不行了,没有任何法律,谁来管你,当时公司没有董事会,就是靠科学院领导来了解情况什么的,没有人来了解情况,完全凭自觉。

我为什么没做,把他们臭说一顿,因为92年、93年的时候,科学院的公司,像联想这样,剩不了一两家,多数不是办坏了,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如果我真的要是那么做,科学院就是高科技产业化,周院长这步棋彻底不行了,就算真的挣了钱,这部分给了自己,换白岩松你这辈子心理上过得去,相信谁都过不去。

所以我这件事坚决不做,但是我也不是不做别的事,为什么?刚一开始我出来为了试试自己的能力大小,所以对于管理权看的很重,所以跟所里谈清楚,20万就20万,但是得把人事权给我,金融决策权给我,财务权给我,什么意思,每年挣多少钱,上交给所里,但是不怎么交税,反正剩下的钱怎么支配,你们不要管。这是我要这个权力,并没有想要后面的利益,权力跟利益不一样。

四五年、五六年之中大风大浪,尤其跟香港人合作,到里胜利彼岸,香港人是股东,人家有胜利果实,我就是船长,大风大浪我还是那个工资,当时不只我一个人,跟我一起创业的人都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一个高科技公司,我们应该有股份,我们应该有分红的权利。

我采取的办法就是找周院长谈了。当时吴敬琏老师有工作组,在四通搞调研,我们那个时候工资太少,但是我知道有这个情况,所以有股份想法,当时时机不到,1993年的前后,我主动找了周院谈了,我们婆婆周光召院长特别明白的婆婆,一说就是确实高科技公司创业者、科技人员、管理人员应该有股份,但是国家有一个叫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单位,他们才管着股份,我们虽然是你的领导,但是我给你不了你,双方一讨论,最后达成一个妥协的协议,就是院长把每年利润的35%作为奖金奖励给我们,这是股东的权力。

所以我们就把这35%存起来,我拿着它也不敢发,我也怕出事,交税不交税也不明白,若干年后拿这个钱真正地买了35%的股份。

北大清华像中关村后来都没有像联想这么顺利改制,各方面原因,就是像我这个位置的人没有积极争取,有一定原因,我是明着争。后来有记者问过我,假定当时科学院周院长不同意给你35%,你会怎么做?我当时认真地想了我当时的思想状况和觉悟程度,我估计不会(干下去),不合理。当时50岁,一分钱不带,干干净净,办公司,因为不合理,人跟着我出来,我不管,我没折,他们肯定一帮人愿意跟着我出来,我很有信心,从头起来,银行贷款没有问题,我会出来,我觉得不合理,我公开去谈,不会搞底下做什么事,我不会一直这么干,最后像褚时建先生那样,那我不干。

 

正派地去做,一定有人帮助你

王石:别人给你钱容易,如何把生意做成,就是守信,之后反思这个问题,守信和行贿区别在什么地方上?不是在大小,就是多少,而在于目的是什么,是不是要获得额外商业利益。

我骑自行车去了,不认识那个人,知道那个是计划车皮的货运主任,我到那也很尴尬,也不知道烟怎么给他,烟放到桌上,一到那他就笑,是不是计划外车皮,没有寒喧,把问题问出来,不好说是,不好说不是,他笑了笑说,你把烟拿回去,车皮我给你,我就一愣,怎么这样车皮就给了呢?我不认识他。

他说,“我实际上早就注意到你,我从北方来,带着农民工卸货的时候,我和他们一块扛,早就看到你了,一个城市人打扮,你不像一个犯了错误惩罚劳动,看你干活干得挺欢实,觉得你这个人想做事,想帮你,不知道怎么帮你,送上门了,我的权力就是计划外车皮,计划内不是我说了算,我能给的就是这样,明天让小伙计来,或者自己来都行,不就两个吗?我给你。”

我一听,说得挺有道理,我挺高兴走了。临走时候,他说了,知道不知道计划外车皮红包是多少,我说不知道。他伸了两个指头这个,我说20块钱,他笑了,他说两百块钱,当时1983年,香烟十块元一条,我送的香烟只是1/40,他说你根本不知道行情,你走吧。

我回去之后,那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不知道最后一句话什么意思。是嫌我送少了,还是真的像前面说的那么诚恳,明天来就给办了。那天晚上睡不着。想来想去明天还得我去,去了以后什么都没带,我去了记得很清楚,他打着电话,调度主任,我去了他指了指桌子上,有两张填报单,我填好了之后,他说只要一个月不超过十个车皮,一个电话来,我就给你解决了,超过十个车皮,至少提前两个礼拜我给你打招呼,我给你准备。

我在我的书“道德与梦想”,专门写了的案例,行贿未遂的案例。这个人反应加上这个人有思想能力,对我非常关键的一次。只要行得正,努力去做,别人都在看。怎么样正派地去做,一定就是有人帮助你。基本上从那之后定的非常明确,绝对不搞这些歪门邪道。

 

杨元庆要求“皮鞋”有更精良的武器,但从老同志那里再拿,矛盾会加剧

柳传志:1994年,我住进了海军医院,在海军医院里头,这个医院是一个考虑问题的最好的地方,因为一般的事情坚决就不管了,然后就研究这事怎么办。主要研究的就是到底我们跟外国人打,打得过还是打不过。最后的决定就是彻底地改组,把这个组织架构改变了,然后把业务模式改变了,然后让杨元庆管事业部。

这事有什么难的呢?其实难在这,因为以前的架构,跟我一起创业的老同志,每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你要把这个架构进行这么大的变化,再加上我还有跟倪先生的矛盾,弄不好我自己就不稳。

某种情况下,集权必要这也是一个感受,这就是我下定决心把这个事情研究透了,然后决心改组,后来我们的老同事还是非常配合的,就把整个的,因为这等于是一个把以前的权力交出来。杨元庆等于别的兵、部队都穿草鞋,他的部队要穿皮鞋,让他们特殊待遇,跟国外企业去争、上,这个时候其他的老同志怎么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后来外面流传过我给杨元庆的一封信,1995年以后写的,为什么,因为杨元庆不知道这种改革对他后面的支持难度多大。他要求皮鞋要有更精良的武器,从老同志那再拿,矛盾会加剧。因此他捱了我非常重的批评,批评以后,当然批评完了我也于心不忍,后来我给写了信,大概那封信就是这样的信,后来真的理解了。

而那年真的就是调整过来了,后来我们就变成一个新的组织架构以后,杨元庆很能干,然后一步一步真的战胜了外国人,当时我们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很低很低,四五年,我们成了真正的第一名,占27%。

这里面有很多的做法,但是1994年那一年真的是奠定了后来的基础,后面又连续有很多槛,但是1994年那门槛是最大的。

 

你没法保证你员工不受贿……

王石:你没法保证你员工不受贿,今天我坐在这里,每年万科都有管理层和下边人员,因为甲方乙方,包括装修公司、建筑公司、工程公司,他接的活让你及时付款,避免不了就是你是一个受贿者。

1995年,上海一个工程部连续四个人,从工程部经理、副经理、工程主管和到工程师,是一块在受贿,好像有点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大家不说谁都不知道,但是没想到行贿方出了事,在其他的地方出了事,公安局又把在万科行贿的事交待出去了,这个事进去了。

这个事对我的刺激非常大,当时给全国在万科投资的城市当时的检察院写了一封公开信,表明了我们的态度,如果万科发生这样的事,我们绝不姑息、绝不包庇,我们一定把他送到检察机关,这是一个态度。

第二个态度反思,就是我们管理的问题什么地方有问题,我们管理就是管理出了漏洞,因为管理的疏忽,让我们员工情不自禁走上这条道路。

所以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来谈这个看法,因为我们一个企业,我们做生意盈利亏损,这是经常的事情,亏损三千万、五千万,我们可以再做,把它赚回来,但是如果因为我们管理的疏忽,让员工走上犯罪的道路,我说这个是不值得的。因为一个人走上犯罪道路,影响他的一辈子,不仅仅一个人,而且是家庭,作为管理者那是我们的失责、失资。

怎么办?建立监查系统,对每个人都怀疑,包括我都怀疑,我不敢相信我代表着光明正大,天使魔鬼我的心里也有,就是建立制度性的怀疑、制度性的监督,就是让你在犯罪面前收手,或者在真的犯罪的面前及时发现,所以万科现在建立这样的一个制度。

 

没往美国、欧洲派中国员工当领导,营业额增长全来自海外

柳传志:国际的CEO本身他的作风等等,和他的追求是跟中国有一些骨干员工完全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我们并购了IBM PC这是一个阶段,想是登顶全球第一等等,那怎么登顶呢?因为我们买的IBM的机器,它主要是一个商业用的机器,而且当时消费类的产品增长率已经高过了商业类的机器,所以我们必须要补上这一块。

我们在全球,根本没有什么发展中国家的业务,我们必须得补上,这里边就要花很多的钱,要去做,但是当时的CEO人家是以自己五年任期为目标的,他希望在这五年之中,利润涨到最好、股价最高,这是他做公司,就是世界最牛的CEO,这就是执业经理人的心态,非常明显。

但是于是他就拒绝为必要的投资而做的这种努力,你比如说要建立一个新的IT系统来支持消费类电脑,大概要7个亿美元,分三年付出,他坚决不愿意做,因为必须从利润里面拿下来,所以立刻利润就会减下来。

但是杨元庆会坚持要这么做,这个时候双方就会有矛盾,而矛盾之中他有意识、无意识地,中国的一些骨干员工就都会受到往下挪的位置,因为人家是CEO,杨元庆本来不是很好干预的。

让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就是在联想里边有一个叫刘军的,在我的心目中是培养作为全面能够挂帅的,但是在原来的CEO,在向董事会汇报的时候,把他排在了要排除出最高16个人名单里边的一个,我当时真的立刻眼泪就在眼眶里头。

后来我实际上就是不能爆发,爆发了以后,后面没法收拾他们,就都忍着了。这个时候大批的中国员工走,全是因为文化的碰撞,人家那个CEO工作很执着、很认真,但是他完全是以前的经验那一套,总之,反正就是文化的矛盾、摩擦,使得以前中国员工那种主人翁感受到大幅度的挫败。

当然,今天完全不一样了,杨元庆当了CEO以后,当时我配合他当了一段董事长,这样他真的建立了一个中西方共同融合配合的好班子,这时候全球的员工都挺高兴,而且我不抓别的,就抓了文化的建立,核心价值观,大家什么都一样,比如说说到做到,是一定要一样的,什么一样,很简单,又制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战略,这个战略确实比原来CEO的战略要高很多,后来我们就打胜仗了,打胜仗以后大家都很高应。而我们没往美国、欧洲派任何一个中国员工当领导,当时的战略文化是一样的,看上一个季度的报表,主要的利润,营业额的增长全来自海外,中国实际上市场整个的份额往下走,而联想在中国增长额比例也不多,主要全来自海外,这是并购真正的成功。

 

若联想控股2015年上市并运行平稳,职业生涯画句号

柳传志:明年对联想控股是个重要的年份,现在介绍我的时候,老说我是联想集团的名誉董事长、创始人什么的,其实不是,最主要的职称是联想控股的董事长,联想控股是母公司,有一个愿景,但是这个愿景在更远处,五年前就定好了,现在定的是2015年整体上市,如果能够整体上市,平稳,后两年很平稳,我的职业生涯就面临一个很好的句号,不再跟王石玩儿了,所以这很就很重要。

上市以后要保两年之内平稳,我画句号,如果不平稳之中,不管出什么事还会奋不顾身。

我有很多喜欢的东西,别以为我喜欢天天花极多的时间在工作时间,我希望工作量剩下20%,其他时间让我自由更舒服。

20%工作量足够了,其实真的是,王石玩够了,又是爬山,一边干活,一边折腾,我画句号,那个时候放心折腾比较好,不会像王石那样开辟新生活,我没有那个本事。

 

我72岁还要登珠峰

王石:对于我来讲应该是眼睛一睁就是新生活,眼睛一闭就是休息,所以每天都是新生活,但是刚才具体回答现在感到钱是越来越重要,是指的什么?指的是你如何承担社会责任,推动公益活动,光有精神力量,光有企业家没有什么用,花时间、精力就可以了,当然很重要,钱非常重要,比尔·盖茨夫妇花他们的精力,经营盖茨基金,但是他们的钱是最大的基金(来源)。

作为我来讲,1988年,我就把股权放弃了,所以在推动公益基金、公益活动方面,确实有点囊中羞涩,所以如何来推动公益活动来讲,我不仅是尽我的所能,让万科表现得更好,我的收入更多一些,可以来做公益活动,也凭我这样的老脸,在企业界的影响力,来号召更多的企业,一块来做社会的公益活动,比如说建立医院、学校、图书馆,很多很多这样建,我觉得钱越来越显得重要,但是关键看钱谁来用、怎么去用。

我登珠峰,上去一次,还上去两次,为什么与众不同,自我不满足,不是自己和自己比,和自己比是不是进步了,一定要和别人比,不但和别人比,民族上和别的民族比,国家和国家之间比。2003年,我登上珠峰之后,把我誉为中国年纪最大的登珠峰的人,我非常不以为然,我比的是国际上,当时全球记录年轻61岁,我52岁算什么,在我登顶同时上去一个日本人,叫三浦雄一郎(音),那一年71岁。我上去之后,中央电视台被誉为了不起,中国最大年纪登顶珠峰的时候,我已经把我暗暗定住,72岁再次登珠峰,一定超过他

野心是什么,我在乎的这个东西比物质上的东西更在乎,当然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没有钱,很多事情是做不成的。所以可能我不在乎钱,不是不在乎钱,但是比钱更重要的东西就是你的名义、尊严,你在社会上别人怎么来看,这个我想比钱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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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作者 王云辉 授权钛媒体发表,并经钛媒体编辑,转载请注明出处、作者和本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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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辉
王云辉

科技杂谈创始人

评论(1

  • 嘀嘀出行 嘀嘀出行 2014-04-22 12:51 via weibo

    创业不易,成功者了了无几[围观][马上有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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