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想要的是飞行汽车，结果却得到了140个字。” 

在彼得·蒂尔的中国“路演”中，人人都在翘首期盼“从0到1”的秘诀，没几个人会将这句不合时宜的吐槽记挂在心。然而，这可能就是花团锦簇的美国科技泡沫之下裸露的“真相”。

两个月前，彼得·蒂尔的好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泰勒·考恩的《大停滞》中文版上市，这本四年之前曾在美国舆论界投下一枚“惊石”的小书，开始在“互联网＋”的全民浪潮中泛起一阵阵涟漪。

“我们不再登月，我们放弃了商用级的超音速客机；由于交通堵塞，城市里的通行时间比以往更长。我们相当自满，倾向于安于现状，并以为自己创新性很强，我们是当下各类科技产品的粉丝，但我们不应该把这些和生活水准的本质性改变混为一谈。”

这种盛世危言在举国狂欢的“互联网高潮“中注定难以受到向《从0到1》那样的热捧。

然而，这帖曾“警醒”美国的清凉剂对于当下的中国却更为珍贵。四年前，正是有感于美国的停滞不前和中国的高歌猛进，考恩才开始注意美国的发展停滞。如今，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硬币反面，是GDP增长步入下降通道，人口红利已然消耗殆尽，制造业转型步履维艰……面对可能到来的大停滞，我们做好准备了吗？

贫富分化源于创新的停滞

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连续几年的“无增长复苏”、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让99%的底层大众如梦方醒。经济学界也开始“放宽历史的视野”，追根溯源地去寻找问题的答案。

斯蒂格利茨在《不平等的代价》中揭露了GDP和收入中位数之间的背离，从70年代延续至今的不平等加剧。克里斯蒂娅•弗里兰在《巨富》中宣告了免于风吹浪打的市场风险的“富人国”的诞生。而去年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则穷追不舍地上溯到了18世纪工业革命，画出了一条引燃全球论战的不平等曲线。

如果说上述学者关注到的是美国这艘巨轮正变得日益头重脚轻，有倾覆之虞，泰勒·考恩则指出：这艘巨轮的发动机已经接近停转了——“我们快把老本吃完了，却没栽种出新的果实。”当分蛋糕的矛盾愈演愈烈时，可能是因为蛋糕很难再做大了。

在他看来，从1970年代开始人类的科技进入了一个“高位停滞期”。人类许多的重大科技发明，像电、电话、汽车、火车、飞机、打字机、照相机、药品器材等等发明都是在1940年以前完成的。在此之后，除了信息技术（比特）的一骑绝尘，其他科技（原子）都没有出现划时代的突破——“我们的今天除了看上去很神奇的互联网之外，广义的物质生活层面并没有比1953年强很多。”

除此之外，美国经济曾经享用的另两个“低垂的果实”——闲置的土地和未教育人口在1970年代都被摘取殆尽。

当这些惠及所有人的创新停滞之后，40年来的信息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就成了一场“造富的游戏”，正如泰勒在书中所说“我们新近的大部分创新，都是‘个人用品’，而非‘公共用品’”。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和逐渐放缓的创新产出不过是一种现象的两种表述。金融创新的成果被基金经理和银行家们攫取了，而市值2000多亿美元的Facebook的员工只有1万多名。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从1973年到2004年的30多年间，美国的家庭收入中位数只增长了22%。

在两年后的《Average is Over》中，泰勒集中阐述了“大停滞”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人类正在拖技术的后腿。就像他在中国的演讲中所说的“为什么技术的创新比人类社会的发展要快？因为技术有摩尔定律，工程算力有持续性的增长，但上一代的工人很难学会和机器人一起工作。技术发展的瓶颈是人，技术发展的奇迹可能是真实的，但是我们人在阻碍技术的发展。”

当然，还有触角越伸越长的政府。在泰勒眼中，未来有可能引领美国走出“大停滞”的会是无人驾驶技术，然而“现在使用无人驾驶的卡车，仍然是需要有一个人在车里。那这样有什么意义？这个人看着方向盘，但是不去控制，由此可以看到，官僚制度还没有体会到创新的紧急性。”他在中国的巡回演讲中，也不忘吐槽美国对于“创新惠民”的监管。“Airbnb已经拓展到了古巴，却在纽约受到了监管者的指控，电商在中国很繁荣，但是在美国对于电商就有很多的控制和监管，所以我们在电商的发展速度就比中国要慢很多。”

“互联网＋”并非中国的当务之急

泰勒·考恩的博客阅读量在全美经济学家中排名第二，在他来中国之前，刚刚在博客里发表了一篇文章：Why China is hard to figure out？

尽管坦承今日的中国sui generis（自成一体），他还是在不遗余力地“隔岸观潮”。翻阅他的博客，每周至少有一篇文章探讨中国的经济问题，而“China fact of the day”已经成为他博客的固定栏目。他的Twitter也是如此，在中国期间，他甚至还转发了凤姐在美国做美甲的报道。

从股市到互联网＋、从中等收入陷阱到刘易斯拐点，中国媒体向他抛出了各种问题，他娴熟应对的程度甚至不亚于某些“海归”经济学者。

“我觉得互联网＋是关键，我所说的integration就是这个意思。但我要说，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希望你们的速度可以比美国更快，因为你们每天都在创造新的东西。但不要忽视了利益集团的阻碍，他们会反扑，这场新旧之争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他认为中国的互联网＋走在了美国的前面，但它的回馈周期会很长：

“互联网并没有解决中国当下的主要问题：产能过剩、地方债、资本外逃、市场失序……它没有解决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问题。”

然而，全民创业并非中国眼下的当务之急，夯实制度基石比鼓吹经济泡沫更迫切。“中国已经做对了很多事情，只是还需要循序渐进地执行下去，比如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完善法制、契约精神，这些都是一些基础的制度基石。所以，我觉得创业并非中国的头等大事，而是循序渐进地做一些看不见的、并不激动人心的事情，让社会一天天地变好。”美国已经摘完了民权革命等社会制度方面“低垂的果实”，但中国在户籍制度、法律体系方面仍有很高的提升空间。 

“中国终究也难逃停滞期的到来，当铁路、基建等‘低垂的果实’摘完之后，中国也将进入一段停滞的状态，增长会变得非常缓慢。毕竟所有的国家都会经历这一阶段，日本、德国都经历过。”不过，在泰勒看来，哪怕中国经济在未来遭遇“硬着陆”，也能够在短暂的阵痛之后很快恢复过来，不会像美国一样陷入长期停滞状态。（本文首发钛媒体）